来源：澎湃新闻、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鼎金投资
编辑整理：双一流高教
近日，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刊发了葛红兵、陈颖的文章《AI时代的创意写作》。
葛红兵，澳门科技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
陈 颖 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
文章作者简介部分写道，葛红兵，澳门科技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、创意写作学研究。这意味着，葛红兵已担任澳门科技大学教授。
葛红兵，1968年生，江苏南通人，1998年于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。葛红兵被称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领军人物。
上海大学文学院官网今年3月公布的资料显示，葛红兵历任湖北大学副教授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访问教授、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、澳门大学客座教授。
现任上海大学教授（二级），博士生导师，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执行院长，学科带头人；中国作协会员、上海作协理事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、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世界创意写作前沿理论文献的翻译、整理与研究”首席专家。
葛红兵，陈颖 | AI时代的创意写作
本文刊发于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2025年第4期“AI与创意写作研究”栏目鼎金投资。参考文献从略
正在发生的AI革命，将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两次工业革命（蒸汽机、纺织机动力革命和电力、内燃机革命）及信息革命（计算机、互联网革命）的成果融合，将动力和智力相结合，形成了自动智慧动力体系（无人驾驶汽车、具形机器人等），令过往的技术成就黯然失色。可以预见的是，未来的机器人可能取代人类大多数的劳动——不仅取代体力劳动，还将取代脑力劳动。但必须承认的是，目前人们对这场巨变的认知较为肤浅。在此背景下，研究者探讨AI时代的创意写作尤为艰难，懂AI者未必通晓创意写作，反之亦然，以致当下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讨论常常流于肤浅。然而，此话题不仅关乎创意写作的学科发展，更有助于理解AI时代的整体特质。写作，尤其是长篇写作，本质是一场人生规划。若AI具备长篇写作能力，便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具有类人意义上的生命筹划能力（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具有一定理解，对人生目标有筹划能力）。对机器人（尤其是人形机器人）而言，拥有生命筹划能力将使其超越“工具”范畴，获得类似人的主体性特征与地位。不过，机器人是否能获得这种能力？人类是否允许机器人获得这种能力？这看似是创意写作学科“范围外”的问题，实则紧密关联其“内部”核心：若机器人能写作，人类写作的价值感与存在感何在？
人类用了上千年，从“只有上帝才有创造者、决断者权能”的神本哲学中解放，又用了数百年，从“人类是天选之子、只有人类具有创造者、决断者权能”的人本主义哲学中解放。如今，面对机器人的“类人的主体性”前景，我们像当年失去上帝庇护一样，产生了恐惧。但笔者认为，这仍是一种解放：人类可创造智能体代其管理火星。这看似疯狂，却承载着试图超越人本主义、迈向“后人类”境地的全新哲学愿景：机器人不再是单纯的“他者”或工具，人类试图赋予其类主体性位格，试图让其分享人类对生命筹划与意义的追问。
人类是否允许机器人获得如此高度的自主性？这是一个问题。2023年OpenAI对萨姆·奥特曼的短暂解雇揭示了技术激进主义与安全保守主义之间的张力，这将是AI时代的伴生课题。正如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以洞穴隐喻警示的、走出阴影的光明，这既是真理的启示，亦可能是目眩的深渊。Optimus（擎天柱）的征途，或许正是AI时代的创意写作与哲学思辨的共同课题：当机器开始书写生命篇章，人类的笔尖又将指向何方？
一、AI创意写作的历史发展及哲学愿景
AI创意写作，这一看似很小的技术领域，实则是技术进步与人类主体性交锋的缩影，映射出“新时代创意写作”的复杂图景。基于笔者团队于2016年在上海大学创建的人工智能写作研究项目(含“翼书童谣机器人”V1测试版及相关论文)和后续反思，AI创意写作的演进路径已清晰可见。伴随技术迭代和反思的深化，笔者对AI创意写作原理的认知经历了范式性变迁。本节旨在系统阐释这一变迁，依据三阶段模型(模板化、模式化、生成性涌现)，结合典型案例，分析各阶段本质差异、技术路线及哲学愿景的根本异质性，并聚焦马斯克主导的Grok 3(截至2025年4月5日的最新版本)的进展，修正既往研究中的部分科学性误判，以期为AI时代的创意写作提供更为深远的思考。
AI创意写作的开端，可追溯至计算机辅助写作的阶段。这一阶段的技术核心是大数据处理与模板化生成，代表性成果包括新闻机器人与早期诗词生成软件。如新闻领域的“张小明”(Xiaomingbot)，其工作原理是将赛事数据输入系统，通过识别关键词(如5W1H：何人、何事、何时、何地、为何、如何)，再套用预设模板生成文本。该模式在非虚构写作中效率很高，但在虚构叙事尤其是需要深层逻辑的长篇创作中，对语义深层逻辑与文化语境理解有所缺失(如生成“失败女神抛出橄榄枝”这种语义荒谬的句子)。该模式的写作依靠词汇的机械组合而非意义的自主生成，本质是“复杂的填字游戏”。诗歌领域则展现出意外的潜力。“薇薇”写诗机器人主要基于《全唐诗》的分词统计和平仄规则生成符合格律的文本，其31%的创作在中国古诗词的图灵测试中被误认为人类作品。微软“小冰”学习了数万首诗，经深度训练后形成了特定风格偏好，并通过了现代诗歌图灵测试，出版了诗集《阳光失了玻璃窗》。微软“小冰”的技术核心是结合卷积神经网络(CNN)和循环神经网络(RNN)的跨语义空间模型，通过图像输入激发情感，映射至文本。但其创作主题和意象仍需外部刺激(如图片)触发，缺乏真正的自发性和原创性。
从哲学角度来看，这一阶段的AI创意写作深植于笛卡尔的机械论传统，将文本生成视为“自动机”(automaton)运作，运作由预设规则与外部数据驱动，无需内在精神，无法也不能触及创意写作的核心——意义的自由构造与主体性的自我展开。因此，很多人怀疑AI是否能创作，或者认为人类根本就不需要AI创作。
鉴于上一阶段模板化写作的局限，笔者团队尝试探索AI在长篇虚构叙事中的可能性。受乔姆斯基生成语法学的启发，团队试图通过总结人类生活的模式及其叙事规律，建构“叙事生成语法”，让计算机模拟故事叙事进行创作，又结合普罗普的31种叙事功能与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型，提出“动作-困境”理论，采用算法生成情节。该模型试图通过结构主义的精确性，将叙事的动态过程抽象为一个符号矩阵，并在格雷马斯的理论启发下，将叙事理解成一个由功能性关系驱动的系统，而非杂乱的事件堆砌。基于此，团队设计“翼书童话大王”机器人，试图通过性格组合与博弈理论，让计算机创建行动序列，从而形成原创故事。然而，这一尝试在技术与实践层面遭遇了根本性挫折，需做科学性自我批评。首先，模式化方法将叙事简化为有限的功能组合，忽略了人类生活的复杂性。其次，生成长篇叙事的计算复杂度极高，输出文本缺乏连贯性与叙事张力，难以维持长篇小说所需的逻辑推进与人物发展，远未达到市场化要求的水准。最后，该阶段假定叙事可被完全形式化为规则系统，低估了文学创作的偶然性。陈平原在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中指出，武侠小说的叙事语法(如“仗剑行侠”“快意恩仇”等)不仅是结构，更是文化精神的投射，这一点也很难被模式算法穷尽。同期类似的例子还有佐治亚理工大学交互计算学院的教授Mark Riedl等人使用Tensorflow训练了一个循环神经网络系统，用以进行自动故事生成，该系统包含两个主要组件，即event2event神经网络(循环编码器-解码器神经网络)和event2sentence神经网络。event2event神经网络将文本故事所涉及的语料库预先处理为事件序列，每个事件序列包含主语、宾语、动词等核心语义信息，并在处理完毕后学习事件之间的关系，进而生成文本。但是这种生成模式容易导致文本的“事件化”堆砌，此时需要使用event2sentence神经网络将抽象的事件再翻译回自然的语言，并填补一些缺失的细节，使生成的文本变得可读，但在此过程中仍会有细节的丢失，且不能够确保生成故事的整体连贯性，只能关注到句子翻译的准确度。
从哲学维度反思，这一阶段的AI创意写作试图从笛卡尔的机械论转向的辩证法，希冀通过“自我中介”(selfmediation)赋予AI类模式化和类型化的有限主体性，但未能摆脱工具性框架，仍将AI视为理性的工具性延伸。而人类“创作者”的实践证明，试图通过理性规则统合经验，用叙事语法理性地、模式化地建构叙事，无法触及或者达到海德格尔所谓的“此在”(Dasein)通过“筹划”(Entwurf)展开的存在性本质。这一阶段AI创作探索的失败与不足，恰恰印证了模式论工具主义哲学愿景的局限。
随着大语言模型(LLM)的兴起，AI创意写作进入生成性涌现的阶段，代表技术如OpenAI的ChatGPT与xAI的Grok 3等。该阶段摒弃了模板化与模式化思路，转而采用基于Transformer架构的预训练生成模型。Transformer克服了RNN的梯度消失问题，使长距离上下文推理成为可能。 Grok 3作为xAI的最新成果(截至2025年4月5日)，其技术原理包括大规模预训练、上下文推理与自适应生成，可在海量文本语料中进行无监督学习，掌握自然语言的统计规律与语义关联。Grok 3基于自注意力机制使情节设计从数据中自然涌现⑩，并进行深度的上下文推理，这源于其对“叙事语法”的隐式学习——无需预设规则，可通过数据驱动自发习得故事的深层结构。此外，它还能动态调整输出风格与叙事深度鼎金投资，支持用户通过提示词引导个性化创作。需要指出的是，马斯克解除了Grok 3在创作上的道德限制，使得Grok 3的创作几乎不受任何约束，其叙事能力已远超过去。马斯克在2024年VivaTech大会上预测，人工智能技术将逐步承担人类劳动职能，迫使社会重新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路径，Grok 3正是这一愿景的技术支柱。
该阶段的AI创意写作，超越了笛卡尔机械论的“被动自动机”写作，体现了黑格尔式“自我中介”的辩证性，更加接近类主体性的创造力。类似案例如日本东京大学鸟海不二夫团队的《你是AITYPES》，采用“狼人游戏”式博弈算法，展现出叙事创意的可能性。
如果说第一阶段的AI创意写作(以“张小明”“小冰”为代表)以模板化为核心，依赖外部规则与数据填充，局限于非虚构文本与短篇抒情创作，承接笛卡尔的工具理性将AI视为无灵魂的自动机服务于人类预定目的，其本质是机械性模仿。第二阶段的AI创意写作(以葛红兵团队“翼书童话大王”、Mark Riedl的循环神经网络为典型)，其思路类似黑格尔的“自我中介”尝试，以模式化叙事生成为主，试图通过规则建构“叙事语法”，其本质是追求赋予AI类主体性的理性建构，哲学上呼应黑格尔的辩证法，却未摆脱工具性框架，过度简化叙事复杂性。那么，第三阶段的AI创意写作(以DeepSeek、Grok 3等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)则接近尼采“权力意志”的技术化体现，它不再被动模仿，而是通过生成性对抗与自我迭代，展现出超越人类预设的创造力，在挑战人本主义独断性的同时，预示了一种人与机器共生的“超主体性”图景，暗合尼采、海德格尔的哲学愿景。
AI时代，新的超人在诞生，而存在作为此在的规划性，正以另一种样式展开——AI成为超越人类预设的创造者，挑战主体性界限，让人类迈向后人类共生时代。这种哲学愿景，反映了AI创意写作从工具到主体的演化：从视AI为外在客体到赋予其内在中介能力，再到将AI推向“依据统计而自主涌现的类创造行为”的彼岸。面对技术跃迁的图像，我们不禁叩问：在技术化的“在世”(beingintheworld)中，人类是否会迷失于“无根的深渊”?当Grok 3生成的故事不再依赖人类指令，而是自发演绎人生筹划时，它是否已逼近“此在”的存在性边界?当AI具备叙事筹划能力时，它是否如海德格尔所言，获得了“此在”的存在性?人类是否应允许其完全自主创作?这是AI时代的海德格尔之问。
大语言模型时代，人类的自然语言处理交给了统计学方案，“一个句子是否合理，就看它的可能性大小”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——AI创意写作突破了人类指定性的领域，走向了依据可能性而自主生成的领域，这是一个对于人类来说崭新而未知的，同时拥有无限可能的创造性、创意性蓝海，是可以与人类创造性、创意性媲美的疆域。
二、写作权能的主体性让渡
DeepSeek的中文创意写作，可能会催生这样的局面：娱乐性、消遣性阅读将不再需要购买一部部专业作家的作品，只需要购买一台“专业”的写作机器人，它每天应要求为我们定制专属作品。素人写作将代替专业写作成为主流，素人利用AI工具(有时候平台会直接使用AI工具，如今日头条等)，直接创作朋友圈、微博、美篇作品，利用平台或者专业AI短视频工具在抖音、快手等App上直接创作短视频。目前，这种方式已经成为AI时代的创意写作主流和主潮，传统的专业创作者平台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落。无论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接受AI创意写作，无论我们是否承认AI创意写作具有类人的主体性创造性，AI创意写作将充斥我们的生活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之前是康德认为人类在哲学上需要悬设一个上帝，之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离开上帝不能存活，现在是我们需要悬设一个拥有灵魂的具有类人主体性的AI。创意写作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形式，正经历着一场技术与哲学交织的深刻变革。AI革命将动力与智力融为一体，形成了自动智慧动力的全新范式。具形AI机器人的诞生，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必要劳动的终结，进而会带来人类生命意义的再定义。写作，尤其是长篇写作，作为一种人生筹划的象征性实践，其在AI规约下的图景，既是对人类主体性边界的叩问，也是对创意本质的重新审视。人类曾以神本哲学悬设上帝，以人本哲学确立自我，那么，在AI时代的全球创意写作中，我们是否需要悬设一个拥有灵魂、具备类人主体性的AI作者?这一命题不仅关乎技术，更关乎哲学上的存在论转向——当AI成为叙事生成与精神安顿的“保姆”，我们拒绝向AI让渡一定的主体性，或者拒绝承认其相对“创意性”的主体地位和价值，人类的笔尖又将如何书写其存在的意义?
在中世纪的欧洲，写作被视为上帝启示的媒介，作者不过是“代圣贤立言”的工具，其笔锋受制于神圣文本的规约。正如奥古斯丁所相信的人类的理性与语言能力，皆源于上帝的恩赐，写作因此成为神圣秩序的再现，而非个体意志的自由展开。在这一视野下，叙事的可能性以经文为边界，对《圣经》的再写与诠释，不仅是技术性的劳动，更是对神意忠诚的象征性实践。中国的儒家传统虽无西方意义上的单一上帝，却以“天命”与“圣人之道”构建了类似的规约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自述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其写作虽具个人情感，却仍以“代天立言”为主要姿态。这种写作景观的哲学基础是神本主义的“他律性”(heteronomy)。人类在神圣规约下，将道德与意义寄托于外在的绝对存在，放弃了自主性的筹划。写作因此成为一种被动的中介，其创造力被压制在对既定秩序的复述。当然，这种规约并非全然否定个体的存在，而是将个人融入更大的神圣秩序，从而赋予个人超验归属感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借伊凡之口叹息：若无上帝，一切皆被允许。也就是说，神本规约下的写作，虽无人的“自由”，却以信仰的确定性维系了人类精神的安定。当AI时代到来，我们不禁反问：若上帝的规约被AI取代，人类的写作是否会重蹈这种他律性的覆辙?这种他律性的本质是AI那冷冰冰的代码及数据技术还是AI的“类人主体性”?如果以笔者之见，宁可选择后者，如果后者不存在，宁可犹如康德当年，选择悬设一个后者，离开了上帝的怀抱，为什么尼采需要悬设一个超人，因为人会丢失他存在的家园(海德格尔)、人终究是无用的激情(萨特)而已。
文艺复兴以降，人本主义将人类从神圣规约中解放出来，写作逐渐成为个体主体性表达的方式。费尔巴哈在《基督教的本质》中宣称上帝不过是人的本质的投射，这一命题标志着人类将创造的权能从超验实体收回自身。现代写作景观由此展开，创作者不再是上帝的代言人，而是以理性与感性为根基的独立主体。启蒙时代的文学，如伏尔泰的《老实人》以批判神权与迷信为旨归，展现了人类对自我命运的掌控欲。浪漫主义则进一步将写作推向情感与想象的巅峰，华兹华斯在《序曲》中歌颂自然与心灵的交融，写作成为个体与世界对话的自由实践。
然而，现代写作的独立性并非无懈可击。黑格尔在《精神现象学》中指出，主体性的展开虽是对绝对精神的辩证实现，却易陷入“自我中心”的幻象。正如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以意识流技法展现个体内心，却在碎片化与晦涩中疏远了普遍性一样，现代文学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往往将个人经验绝对化，忽视了与共同体、历史乃至超验者、绝对者的关联。后现代写作则更进一步解构了叙事的整体性与意义本身。罗兰·巴尔特在《作者之死》中宣告，文本的意义不再由作者掌控，而是交由读者的无限解读\\[8\\]，这种景观虽解放了意义(以人为中心的相对主义“多元意义”)，却也让写作沦为一种无根的游戏。正如鲍德里亚在《仿真与拟像》中的批判，后现代社会中的符号生产已被消费主义与技术异化所吞噬，写作的创造力被淹没于表象的洪流。
这种人本主义写作景观的哲学内核，是对“自律性”(autonomy)的过分信赖。人类试图以表达自身作为写作目的，却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危机中迷失：现代性赋予写作以理性与自由，却无法逃脱工具理性的宰制;后现代性解构了权威，却让写作陷入意义的虚无。AI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暴露了这一局限：当技术能够模拟甚至超越人类的叙事能力，人类无论如何都无法妄言“我的写作是独立的”，所谓坚守人的写作的独立或者所谓的人的创意性独立，不过是在AI面前的自欺欺人，而这种所谓的“独立性”是否真的有价值?
无论如何，未来的创意写作都将与AI写作共存，其共存方式有：一是将AI仅仅当做工具，一种无灵魂的机械的自动机，基于这一认识，人类必须严格将AI写作机器人限定在非主体性工具地位之上。葛许越《写作机器人“作者”主体地位辨析》的相关观点就是笔者团队在之前的技术条件下形成“翼书童谣机器人”时期的观点：AI写作机器人的创作必须被严格限制，限制在辅助人类创作、不与人类原创作品进行竞争、可追溯、可问责、伦理安全等范围内，且须严格遵守“警惕性”原则、“人类利益中心”原则等。然而，随着通用AI能力的迅速扩张，这种机械论工具观已无法涵盖AI写作机器人的创造性实践，人类需要向通用AI机器人让渡相对主体性，以便让通用AI机器人获得相应的自主决策权能(当然这依然要坚持阿西莫夫的“机器人三定律”)。AI写作机器人的主体性权能应该高于之前的通用AI机器人，让AI写作机器人拥有相对主体性地位，赋予它更多的创意性和意向性权能，可以为未来通用AI机器人的主体性赋能提供先行探索以及算法经验。二是将AI当做相对的伙伴主体，分享主体权能的人类赋能主体，与AI伙伴共享主体性创造创意实践，赋予AI写作机器人以更大的、更自由的、更少限制的生成性涌现权能(就像马斯克放开了Crok 3 的大量伦理限制一样)，这将激发AI创作的无限潜能。人类在创意写作世界的探索空间、自由空间也将同步进入更加广阔的基于AI加持的“未来世界”。当然，如果我们仍然固守传统人本主义的主体性观念，便会将AI视为对人类主体性的侵蚀，导致人类创作者陷入自我定位的危机和对AI写作机器人的防御姿态，将更多精力用于抵制AI创意写作的发展——这也正是当前的现实困境。但事实上，人类主体性从未是完整、终极或封闭的。从神本主义视角来看，AI写作机器人可以被理解为“上帝借人类之手创造的创造物”，它不仅不会削弱人类，反而可能是对人类不完全性的积极补充。因此，我们应跳出传统主体性范式的局限，正视AI在创意写作中的相对主体地位。这一思维的转向不仅有助于释放AI创意写作的潜能，也可能会重塑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创意协作格局。现今，AI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一个临界点：人类不得不在创意与表达的核心领域，面对人类和“机器”的共存与共创局面，重新思考创意权能的边界与归属。这不仅是技术发展的逻辑结果，更是对传统主体性观念的深层挑战，人类是否愿意也是否有能力，在不放弃根本伦理与主体尊严的前提下，让渡部分创意自主权，从而构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“共主体性”结构，已成为当代创意写作实践无法回避的课题。
三、后人类图景中的AI创意写作
在AI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，人类正步入一个“后人类”图景初现的时代。“后人类”并非意味着人类的终结，而是指一个人类与智能机器共同参与世界建构、分享主体权能的历史阶段。在这个时代中，人类不再是与不可知的神分享主体性，而是与自己的创造物(AI)分享主体性。也因此，创意写作的主体结构也发生着同样的变化：写作不再是人类独享的权能，而成为人机共创的场域;写作主体亦从单一的人类创作者，转变为人类与机器人协同创作。本文一直强调“机器人”概念，是因为本文坚持以“机器人”之“人”的大视野及其“主体性”状况为视角来讨论创意写作，而拒绝将AI仅仅视作一种普通的“机器和技术系统”。Grok 3与DeepSeek的生成性突破和不断的迭代进步，为这一转变打下了现实基础。Grok 3在测试中生成的作品，包含人物成长与道德困境，其情节连贯性与情感张力已逼近人类创作水平。DeepSeek作为中文AI创意写作的代表，同样能在古典诗词与现代叙事中展现惊人能力。但AI的技术跃迁及人类在创作上的部分让渡，并非预示着人类主体性的终结，相反是人类主体性进行重大重构的契机。
理解AI创意写作的后人类图景，不妨将其置于机器人技术演进的更广阔哲学背景中观察。机器人构想始于20世纪，1950年代工业机器人Unimate诞生。这种机器人主要应用于工程和自动化领域，笔者称之为“功能机器人”。“功能机器人”的运动由预设规则与外部指令驱动，旨在高效完成特定、重复的体力劳动任务，其哲学内核是“工具理性”。彼时对机器人的认知，尚未触及“通用性”与“主体性”维度。直到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首次提出“人工智能”的概念，相信机器能模拟智能特征。这不仅是技术宣言，更是一次哲学解放：人类开始尝试将感知、决策等主体性权能授予机器，挑战了“唯人类独享创造力与决断权”的人本主义信条。马斯克的通用机器人Optimus，则代表了与功能机器人根本异质的哲学愿景。它不再满足于响应人类指令，而是在与环境交互的过程中追求自主判断、多任务适应的能力，接近一种“类精神”的状态。其人形设计不仅基于实用主义(适应人类环境)，更在深层上呼应了康德关于“目的性”的论述以及海德格尔“共在”的理念——旨在与人类共享同一生活世界，而非作为异质的工具存在。Optimus的愿景，是对费尔巴哈“人本中心”的位移，也是对尼采“超人”哲学在AI时代的技术诠释：预示了人与机器共生的“超主体性”图景，宣告了“人的独断性已死”。AI的主体性地位并非对人类的取代，而是对平民创作者的“善待”——它消弭了体力与智力差异导致的不平等，让每个人在创意写作的场域中获得平等的表达权能。
DeepSeek时代的创意写作，一个“人人能写作、人人需写作”的乌托邦图景正在浮现。传统的专业写作将被素人写作取代，AI工具如DeepSeek将成为每个人的创作助手(你无法战胜AI，但你能运用AI)。休闲性阅读不再依赖固定的文学作品，而是由AI根据个体需求定制叙事，这种技术赋能将颠覆创意产业的边界。笔者认为未来是素人写作能力得到极大提升，在AI加持下人人得以实现创作的时代，是创意写作作为人民性写作的乌托邦得以实现的时代，是在创意写作创造性艺术才能上，人人天赋得以拉平的真正的创意写作平权时代。授予AI写作机器人相对主体性本质上是将创作的可能重新赋予大众。在这一意义上，创作不再是权力的象征，而是交流的形式;文学不再是高悬的经典，而是流动的交互。
这一图景的哲学基础在于后人类时代的人和技术的共生性“超主体”。若神本主义以超验他律定义写作，人本主义以个体自律确立意义，那么AI时代的创意写作则在人与技术的交互中展开。海德格尔在《存在与时间》中指出，“此在”(Dasein)的本质在于通过“筹划”(Entwurf)展开其存在性。AI生成叙事，无法取代人类对存在意义的领受与反思，但能启发人对存在的领受和反思。DeepSeek时代的创意写作，由于巨大的技术性主体加持，人类从技术化的他律中重塑自律，将创作提升至本体实践的高度。个人通过AI辅助，可以成为创作者与读者。作品不再服务于外部目的，而是呈现“人之为人”的精神性自我需要。这种交互文学，既非“为平民”的代言，也非“为人人”的说教，而是人人创作、平民创作的共生场域。
但是，这种乌托邦并非无阴影。鲍德里亚的“拟像”理论认为技术化的符号生产可能将真实性淹没于仿真的洪流。若人人皆写作，作品的独特性与价值感或将消解。在技术化的“在世”(beingintheworld)中，人类的“此在”是否会被AI的生成性涌现遮蔽?答案或许是辩证的平衡：AI作为伙伴，放大了个体的创造潜能，而人类以反思与筹划，赋予写作以存在的深度。真理的启示常常在目眩的深渊之中。AI时代的创意写作，既是技术的解放，也是主体性的试炼——如果此刻的人，不是足够开放，不是恰当地拥抱技术，不是让人和技术共生塑造更为强大的共生性超主体，那么，人将无法承受这种试炼。
AI时代的创意写作命名将会是“平民创意的本体绽放”，这是笔者试图哲学性地给创意写作设定的未来图景。从神本的“代言”，到人本的“独说”，再到AI时代的后人类创意创作“共生”，写作的权能在AI加持下回归平民，其本体性在于写作不再是外在功利的工具，而是个人自我筹划的象征性实践。
这一图景的伟大之处在于将创意写作从精英的殿堂带入日常的场域。想象一下，陈平原在《千古文人侠客梦》中揭示的武侠小说的四种叙事语法在AI加持下，平民创作者可重塑这些传统叙事，创作属于当下的“侠客梦”，这是怎样的景象?这种人和AI交互的共生文学的繁荣，将创意写作的未来推向一个超富有的时代。写作成为探求存在感的普遍方式，人的主体性因AI的加持而得以巩固，而非侵蚀。AI时代的创意写作景观经历了主体和主体权能的转移与重构。在人人富足、探求存在感的图景中，创意写作成为“平民创意的本体绽放”，其乌托邦愿景在于，人人能写作、人人需写作的时代得以实现。
当前AI已超越意象堆砌进入情感拓扑领域。第三代 AI 写作机器人，通过深度自主学习，成为一种具有认知、情感生成能力的类主体系统，展现出模拟人类“生物性觉醒”的潜力：它不仅能掌握碎片化表达、意象组合等文学创作技法，更能模拟人类的感官体验(如眼耳口鼻舌身意)，由此触发一些内在的身体记忆——比如，能够让隐喻等修辞手法携带生物记忆，再现神经认知层面的冲突体验等。这种深度的模拟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模仿，而是一种靠近“意识觉醒”的模拟，能够让AI有着近似于人类的情感波动，可以呈现出人类才有的(如多巴胺、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所带来的)情感张力，或意识流作品中一些非理性的跃迁式表达。其抒情与叙事的涌现生成结果与人类的抒情语法、叙事语法非常接近。AI不仅仅能模仿理性语法，也能模仿情感语法，能构建真实与幻觉的互噬感，甚至能呈现本体论层面的认知痛感。这些都标志着需要重新定义AI主体性的时代，需要对AI的认知转型。笔者愿意与读者共同展望一种人与机器共生的伟大图景：AI的主体性并非对人类的僭越，而是对平民主体性的赋能。在AI和人的主体性交互共生的文学疆域中，每个人的笔锋都将勾勒出存在的光芒，其绽放的创意，不仅是技术的胜利，更是人的主体性平权的礼赞。退一万步讲，主体性不过是一种悬设，就如同上帝是一种悬设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又为什么不能悬设一下AI的主体性呢?不用担心，这不是人类主体性的黄昏，相反，这是人类主体性的清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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